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同性恋活动家开始对那些“治疗”的说法感到厌倦。对于象伯格勒、比贝、邵卡利之等专家们的自以为是，同性恋者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对心理学专家们的深深敬意开始在同性恋社区内部讨论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专家们及其动机的怀疑。伯格勒被认为是为了“狂热的道德主义”而背叛了科学，并被讥刺为“自以为是的长舌妇”。艾尔文·比贝和查尔斯·索克里克兹的名字则成了精神病治疗法对同性恋所做的最糟糕的事情的代名词。
但是对同性恋者的心理状况的研究还是占据着同性恋运动的核心地位。“我认为这场运动取决于对‘同性恋是不是疾病’这个问题的回答，”马太辛协会华盛顿区分会主席，法兰克·凯蒙尼说。凯蒙尼曾在二战中服役，当时他在军队中做天文观测，于1957年因为同性恋情败露而被开除出军队。出于对同性恋运动的“温顺、谦卑、辩解”式的语调的不满，凯蒙尼开始对精神病学界权威提出清晰有力的批评。“我在这场心理病理学的争论中决不会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任由他人随心所欲地来处置我。我想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的事件上积极主动。”
在凯蒙尼的大胆带动下，华盛顿及其它地区的同性爱组织马太辛协会成员最终于1965年采纳了下列建议：同性恋不是“疾病”，而“仅仅是一种和异性恋平等，并且在种类上也相同的喜好和倾向，或者说习性”。对于如此直接挑战心理学现有的理论，很多同性恋活动家也心存疑虑。但是对这种同性恋非病理学说的争议，逐渐让位于新兴起的自我认同与依赖。当时正在接受心理治疗的巴巴拉·季丁丝后来回忆说：
我们深陷于精神病学对同性恋的观点中无力自拔，法兰克的学说无疑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最终被东海岸的同性恋组织采纳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认同的重要性在于：我们终于可以说：“看，是心理学家们在制造问题，而不是我们。我们将抛弃他们，我们的问题是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我们要走出来争取应有的权利，而心理学家们只要管好他们自己的事情。”
一旦同性恋者开始相信自己的理论，同性恋运动的目标和方式就发生了剧变。当时的黑人民权运动也对同性恋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让同性恋看到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何等重要。他们对于依赖专家们来促进理解越来越不抱希望，于是开始依靠自身集体的力量去为“同性恋”这件事本身辩护，而不再局限于为单个的同性恋者申辩。六十年代的一位女同性恋者说：
如果人们只是认为我们“不同”，而不是“病态”，我们可以接受。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让世界改变我们。病态的一个仇恨歧视的社会，而不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