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方面积极治疗，另一方面也不太把病当回事儿，你可能逐渐就恢复健康了；如果得了病就情绪消沉，又不积极配合治疗，很可能这个病人就此一蹶不振，彻底垮掉。
病人正确对待疾病，医生正确对待病人，医患要同心。
洪昭光：我觉得苏教授特别棒，他患癌症这么多年，可看着跟正常人没什么两样，所以我认为他是一个“带病的健康人”。如果大家都用这种心态来对待疾病，肯定对战胜疾病、恢复健康是有好处的。战胜了自己就战胜了疾病。
苏叔阳：我住过几次医院，心情不一样。第一次住院是1960年我大学毕业时摘除扁桃体。那时我比现在年轻，不在乎有病没病的，觉得住院很新鲜，好玩儿。那时正处在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我住院的时候，护士长把儿科小患者吃不了的粥和饭分给我吃，让我觉得住医院是件很好的事。
第二次是因糖尿病住院，要在医院降血糖。那是在1988年。这次住院就觉得麻烦了，血糖总控制不住。第三次住院便是1994年春天，因肾癌住院。我很早便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的是肾癌，也曾苦恼过；一是不愿承认事实，总幻想这是误诊；二是怕就此告别人世。后来想通了，倘若真的要死，那么哭、闹、灰心丧气、悲观失望都无济于事，还不如面对现实，积极治疗。我想了两个办法对付我的病，一是锻炼身体。我平时锻炼不够，住院后为了让血糖降低，便于手术，我开始每天爬楼梯，在病房的走廊上快步走。二是想干点别的事分散对疾病的恐惧。我着手修改我的一本书——《我们的母亲叫中国》，让自己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就此赶走了对病的愁苦。
后来，2001年发现肺癌住院治疗时，我在思想上就比较积极了，想主动、自觉地去体会一下这病和医疗过程中的滋味，以便将来写到肺癌病人时有真实的，而不是想像出来的感受。我把这次住院当成上天赐给我的好机会。于是，我体会肺癌病人呼吸的困难：体会做气管镜的难言痛苦，体会手术后的疼痛，体会术后咳嗽的艰难，体会术后第一次下地行走的感受。此后我写了一组诗来记述这一切。我的诗可能写得不好，但它真实，是我的亲身体验。我敢说，我比那些没有得过癌症而要描写癌症患者的编剧、导演、演员们描写得更真实、更细腻。但我现在不想描述这些痛苦了，因为写痛苦，自己也要在感情上经受这些痛苦，也会给别人带来痛苦。有比痛苦更值得写的东西！我要写生命和生活中的欢乐，不是那种浮丽的欢乐，是从生命、生活本身的有机部分中产生的、压抑不住的欢乐。虽然死亡是不可逾越的，但有价值的、有
